刘丽颖

摘要：政治上褒贬不一的曾国藩，向不以书法闻名，但他却留下了一些反映其书法美学思想及书学观点的论述，其理论价值值得关注。然而，比照他的理论与实践，却不难窥见其中时时出现矛盾与脱节，这也映射出其性格的复杂与多面。

关键词：曾国藩；书法理论；书法实践；矛盾

曾国藩，1811年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地主家庭。其家世代无人做官，其祖父和父亲便切望他刻苦读书，取得功名，光耀门庭。曾国藩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努力在仕途上建树事功，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对晚清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人们送给他诸多头衔，亦不乏褒贬，但做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封建文人，他已经做到内儒外将却没有大的争议。这里，我们仅针对他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来做以简单的述评。

书法理论

曾国藩虽忙于军政要务，却不辍翰墨，勤于著述。《曾文正公全集》中有不少其自论学书计划、心得及指导子女学书方法之处，其中一些略能反映其书法美学思想及书学观点。

一 反对“乡愿字”

“乡愿”一词，出自《论语》，意指乡里中言行不符，伪善欺世之人。元明以后所谓“文质彬彬”的审美范式下，书法已呈现虚靡软媚之态，平庸的书家处处为法度所拘，不以为病，反以自足。曾国藩（下简称曾氏）称之为“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不举，刺之不刺，终身无入处也。”同时指出，“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他是把书法当作蕴蓄着强大生命力的形象来追求的，“内跌宕，外拙直，鹅转颈，屋漏痕”，由书法形势的总体要求更深入向内部结构和外部风神及具体笔画的探求，并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起伏跌宕于形体结构之内，外部的审美风貌是“拙直”的，创造这种形象的笔画要生动有力如鹅颈、漏痕。能提出这种见解，指出时书之弊，可能与其得意朝廷，踌躇满志的心态有关。但针对当时的书法状况，敢于批判平庸的反“剑拔弩张”观，确有积极意义。

二 讲究书法的意态

“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他很向往这种“意”、“韵”：“余近年于书，略有长进。以后当更于意态上着些体验工夫”，意态诚然是运笔结体体现出来的，但它又“萧然于物外”。古人作书，无意于作态，而意态韵度自出。非此，则只是有功夫的书技，尚未得书法之神髓。“须必有惊心动魄处乃能渐入正果。若一向由灵妙处着意，终不免描头画角伎俩。”从书家的创作激情角度，这一论点也很精到：单纯从所谓运笔结字的“灵妙处着意”，只不过是技巧的玩弄，“描头画角”终不能产生艺术所称的“韵度”，必须有惊于心，动于魄的感受在胸中孕发，才有书法真正的创造。

三 重奇气，追淡远

“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这是深得底里的见解。当然，他并不一味主张雄奇，还看到雄奇之外的另一种风格——淡远：“故曰七均师无声，五和常主淡也。”写字最先要有挺拔俊逸之气韵，其次得有自然之走势。“若存丝毫求知见好之心，则直气渫泄，无足观矣。……须将求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这又与苏轼远源于老庄哲学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的观点暗合，寓雄奇于淡远之中，是对书家完美创作心态的观照。

四 继承传统，揄扬创新

“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摹仿是继承的手段，这可算是亘古不变的准则。同时，曾氏还从自己学古摹帖的经验中，总结出“握笔宜高”的观点，“吾验之于己身，验之于朋友，皆历历可证”，算是他学古而不泥古，勇于创新的明证。另外，曾氏还揄扬后进，不抑创新，称何绍基“将来必有所成”，乃“后起不凡人才也”，他的字“必传千古”。何绍基果以书法名世，除他本人的成就之外，与名震天下的曾氏的揄扬也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从曾氏对何绍基的肯定，也可知其对艺术创新的包容胸怀和独到眼光，因为正是何氏所临汉碑，为清代碑派书家取法汉隶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气象，其创作对晚清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 “书学三径”与书法的南派北派

“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这便是曾氏所谓的“书学三径”，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学书的有效途径。进而，他还精辟地将历代书法诸贤分为南派北派，为自己喜爱书法的儿子们勾勒了中国书法的两大流派及十几个大家的显著特征，无论趋南趋北，“皆可不迷于所往”。 所论高屋建瓴，体现了他于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的深厚素养，在信手拈来中展现他的学问已达老到成熟和炉火纯青的境界。

综观曾氏书论，虽不很全面系统，却少不得平时的细心观察和揣摩功夫，多从大处着眼，时有新见。何绍基赞其乃“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他自己也“深以为然”，一生的成果，“全在于此”。

书法实践

曾氏在“求阙斋课程”表中，用每日“习字一百”做为自己研习书法的定规。“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常年如一日，毫不懈怠。他的书法，“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刻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自言“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生平欲将柳成悬，赵子昂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他还旁涉《书谱》，《西安圣教》，并言“欧虞颜柳四大家是书家之李杜韩苏，……有志于书，须窥寻四人门径”。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 在书写的技巧方面，曾氏主张大抵只有结体、运笔两端。对于字的结体，他可说是终身揣摩不懈。他的书写，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摸索和总结中不断前进的。他批评儿子纪泽学柳字未满一月，就要“遽跻神妙”的错误思想，并用自己的经历教导他困知勉行。可见，曾氏一直在书法实践中孜孜不倦，矻矻以求，也为子孙做了很好的榜样。

然而，历代书家多欲以东晋风神为风神，但却未曾有一人真正得到它。曾氏也一直在自己的书学观点中崇尚“风神”，而我们从他遗留下来的手迹中却只见其功力之深，未见真正的风神意趣，他的创作实践与他的书论观点时有脱节之处。换句话说，他的书法创作并不比他的书法理论更具价值。这其中的矛盾足以引

起我们注意。究其原因较为复杂，试略陈其要：

矛盾分析

一 创新与保守

曾氏虽从无明确抑碑，但一生恪守帖学，始终用帖学理论指导自身的实践：“大约书法不外羲、献父子，自以师义”，这已成为一种习惯心理，因而即使大量碑刻出现，他也视而不见，见而不循其美。这是当时已知有碑刻而不能摆脱帖学范式的许多书家难以走出困境的原因。即使到了晚年，偶尔参以刻石，自认“始略解书法，而无一定规矩态度”之时，他为自己书法所做的理想设计，仍是“今定以间架师欧阳率更，更辅之以李北海；风神师虞永兴，而辅之以黄山谷；用墨以松，师徐季海所书之《朱巨川》，而辅之以赵子昂之《冠山》诸种，庶几为成体之书。”他所希望获得的书法面目，不过是帖学范围内的自我调节，没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没有更为广泛的吸收，没有融古而求我的创新要求。

二 感性与理性

曾氏把作书与伦理道德范畴的“礼乐”糅合在一起，“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乾坤二卦”，“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直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这些与他“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的观点都极有见地，是他论书法的核心，最为精彩。但将艺术创作与伦理道德混在一起，则太过牵强，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创作的自由发挥。他还把书法分为阳刚、阴柔二象，二者的主要分野，在“着力”与“不着力”，认为“二者缺一不可，犹文字所为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他则偏重“着力”，这与他藉以安身立命的思想观念相通，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范式，也与他的性格与为人相合，以理节情，善和美，内容与形式不是完美统一，往往在“得势”、“气盛”、“神行”的一刹那，理性超越了情感，艺术创作成为表达正统规范和理念的工具。

三 为艺与为人

曾氏是一个相当多面和复杂的人物。今存留的家书、日记为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忠臣、孝子、慈父、仁兄、益友……有人称其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成功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也有人反证其伪：自称理学大师，却往往言行不一；愚忠，深陷封建礼教难以自拔；名利至上，舍去一切保清誉；克己清廉，实为图谋大功；深藏不露，曲意逢迎。从这个角度可知，他在为艺之途上的努力也是在为塑造自己的理想形象服务，同时借之消解政治的严酷，舒缓心灵，“临帖一百字，……将浮躁处大加收敛”。他主张达之于笔墨的字，“须遏抑掩蔽”，锋芒不可太露，这是他藏露术的体现，也是他外圆内方，外谦内谨的儒将心态的反映，与他的性格和人品息息相关。他主张作字要求意态，讲奇气，但这些鲜明独到的艺术主张落实到创作中，就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综观曾氏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虽也可称为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但毕竟缺少一种帝王式的霸气，视野局限，思想矛盾重重，顾虑颇多，凡事往往有双重的判断标准，八面求全。他反对“乡愿字”，而他自己的实践又何尝不“乡愿”呢？如此，他的书法创作自然也就缺少一种足以震撼观者心灵的气度和风采，在艺术上难有建树和创新。

我们在论及书法时，常说“书如其人”。正是曾氏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复合体，才有他这样充满矛盾的理论和实践，这大概正是“抒情写性”的书法之魅力所在。曾国藩，正是那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特定的“这一个”。

参考书目：

[1] 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M]. 河南美术出版社，1993.

[2] 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M].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3.

[3]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9.

[4] 张一文.曾国藩[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1.

[5] 司马烈人.曾国藩为官从政，至尊课堂[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4.

[6] 史浩.反说曾国藩[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7.

（本文原载《辽宁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